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企图扑灭民主力量，继续维持其统治，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两部论著，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争取民主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同时，也给正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有识之士指明了方向。这时有两方面的人士正在为重组致公党而努力。

　　司徒美堂曾经两次重组致公党。第一次是1945年初，当时司徒美堂等洪门致公堂领导人感于抗战胜利为时不远，认为需要重新组织一个华侨政党，以便在抗战胜利后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司徒美堂发出重组致公党的倡议，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九国的致公党(堂)组织均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结束，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大会还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建设”。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和其他几家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这次重组致公党，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主张符合祖国形势的要求，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但不能算组党成功。因为从组织的角度看，一是局限于美洲范围内，二是对刷新党务没有多大实际作用，致公党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致公堂换一块招牌的帮会性质的组织。第二次重组致公党的活动是1946年初至6、7月间。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率洪门代表团回国，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重组一个统一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华侨和洪门参与国事。司徒美堂率领代表团返国后，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很快陷入各种政治势力重围中，组党活动很不顺利，到头来竟由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操纵，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不久，司徒美堂就看出CC系实际上控制了民治党，几经周折，司徒美堂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并登载在上海各大报纸。司徒美堂这次重组致公党的活动虽然失败，但他在实际斗争中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

　　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1892--1970)以及黄鼎臣(1901—1995)、伍觉天(1911—2008)等同志的交谈中，就曾向他们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陈其尤等同志在中共的帮助下和引导下，以及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切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致公党应该尽快恢复组织活动，联系海外华侨，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筹备工作。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先后由内地到达香港，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会合。他们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工作。这几位同志在抗战时期曾分别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与中共和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体验。并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可谓志同道合。这时，一些被殖民者驱逐出境的、或由国内被迫逃亡的致公党员也陆续汇集香港，之后，他们又继续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共华南分局还介绍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协助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由于陈演生保存有海外组织的通讯处和负责人名单，这就为联络海外致公党成员恢复致公党组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