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华侨系文化

——以云南侨乡文化为例

何良泽

文化是历史的载体，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标志，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把它称之为“国家软实力”。中华文化是侨乡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和力量源泉。纵观华侨史，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关头，侨乡人民和海外侨胞都能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鉴于文化的这种力量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以文化为切入点，倡建中华侨系文化，重新解读侨情，拓宽和深化侨情研究领域，提升侨系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和知名度，这是以侨为本，为侨服务的重要课题。

中华侨系文化概念提出与探讨

华侨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炎黄子孙，是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社会群体。关于华侨的起源，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华侨的产生至少可追溯到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而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由此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侨乡，侨乡分布较多的是广东、福建、海南、广西、云南，称之为中国五大侨乡。

中华侨系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分支，它包括了国内侨乡文化和海外华侨华人文化两个支系，是侨乡文化和华侨华人文化的统称。侨系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提出，意在把侨乡文化和海外华侨华人文化的多元性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中，形成起一个独立学科，树立为一个整体品牌，并使之成为中华文化格局中的一大重要的、特殊的、不可或缺的板块。

中华文化或称华夏文化，是一个大格局。它由若干文化板块组成，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东北的松辽文化，山东一带的齐鲁文化，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东南沿海的闽粤文化及岭南文化，湖南的湖湘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山西的三晋文化，山西陕西合称的秦晋文化，河北包括北京的燕赵文化，云南的滇文化，这些包括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文化，矗立于世界文明之东方。不无遗憾的是，在中华文化众多的板块中，至今尚未找到“侨系文化”的位置。侨系文化无论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知识体系和方法论方面，至今未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系统。一些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以及文化学者等，综合运用各种学科手段来研究华侨华人和侨乡文化，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缺乏整体合力和聚集效应，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还不能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等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更不能同它们比肩而立在神州大地上。

云南是26个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是中国五大侨乡之一。云南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多元并存，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熠熠生辉。从以元谋人为起点的史前文化，古滇文化到哀文化，永昌文化、南诏大理文化、滇池文化；从移民文化到护国文化、抗战文化；从原始宗教文化到彝族的毕摩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从服饰文化、乐舞文化、节日文化到茶文化、驿道文化、石刻崖画文化，千百年来，云南民族文化以其独特而深厚的人文滋养、孕育了绚烂的文学艺术奇葩，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云南侨乡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侨乡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融合，而且具有多民族性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与闽粤沿海侨乡文化不尽相同。从云南先民在公元前四世纪沿着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走出国门为起点的侨乡文化，便已融入了本土多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成为中国侨乡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中的一道靓丽多彩的风景，独具特色。令人遗憾的是，云南侨乡文化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更谈不上挖掘、整理，传承与发展。2005年，云南省侨联在著名侨乡腾冲县召开了“云南侨乡文化研讨会”，斗胆以一省之侨乡文化为切入点，以多学科手段对其开展全方位研究，与会的专家学者提交40多篇学术论述，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效应。借助于侨乡文化研究的先导和铺垫作用，2007年，云南省侨联首次提出了“中华侨系文化”的概念，并向社会各学科的学者发出了“华系文化研讨”征文，希望能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侨系文化”的脉络和体系，揭示“侨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丰厚内涵与深层意蕴，在多元文化交流中，树立起一种文化主体意识，用侨系文化中的丰富资源，创造性地从战略层面为中国特色侨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灼见和智力的文化支撑。随后，笔者与时任云南省侨联副主席李巨涛、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发恩，先后走访了一些大学的专家学者，探讨华系文化。但由于某些原因，征文活动没有持续进行。

侨乡文化是华侨、归侨及侨乡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它是侨乡社会演变、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记录了随着华侨的形成，侨乡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记录了海外侨胞对祖国、对家乡的拳拳之心，它折射的是海外侨胞对家乡的眷恋，对家乡的深情期盼，以及海外侨胞在各个历史时期与家乡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爱国爱乡精神，闪耀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

云南海外移民及侨乡的形成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北临川藏两地，东接黔桂两省，西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又与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国相距不远。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

公元前四世界开通的西南丝绸之路，即汉代称为“蜀身毒道”，是一条从四川出发，经云南的昆明、大理、保山、腾冲至缅甸、印度，再经阿富汗，延伸地中海的商路。除了南方丝绸之路，绵延于云南高原的横断山脉的“茶马古道”，也是一条国际商道。它连接滇、川、藏，千余年来，马帮将云南普洱一带的茶叶等特产，经大理、丽江，再运至西藏、印度及至欧洲。云南侨乡大部分都错落在这两条历史上的商道沿线。交通的便利，为侨乡先民“走出去”，谋求生计，提供了客观条件，加速了众多侨乡的形成。

“过了霜降，各找方向”。这是边疆侨乡的一句名谣，说的是到了每年旱季，侨乡先民三个成群，五个一伙，肩挑马驮，沿着古道“走夷方”，在异国他乡进行经贸活动，或种植、开矿。有一部分先民在当地定居，成为华侨。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116卷《西南夷列传》记述及云南出土文物的考证，云南先民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自发地开辟了西出缅甸、印度至印度洋、南下红河至交址沿海的对外交通线，并且与印度洋沿岸地区发生了经济往来，开始了以贝代货币的历史。

在云南籍华侨中不仅昌边境一线的傣族、景颇族等民族有着季节性往返的华侨小商贩，就是远离边境的内地州县的汉族、白族、彝族等各族小生产者，也在每年秋收过后，成群结队前往缅甸的一些矿山做工。在1950年前，每年约有五、六万人。这些往返的侨工，通常在二、三月春耕时节返回故里。云南腹地的河西（今通海）、玉溪、峨山一带的回族，从清光绪初年起，便组织马帮从滇南的思茅、普洱、车里（今元景洪）、佛海（今勐海）经缅甸、老挝抵达泰国进行季节性往返的侨商贸易。他们几乎在东南亚的整个旱季中，都侨居他国进行贸易活动。有的或因贸易活动不顺利，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在来年春季返回家乡，便滞留于泰、缅地域进行短途贩运，由此而在国外定居。旅居泰国的很大部分云南侨商，就是由此形成的。

云南华侨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但在居住地域的分布状态上，却显示出相对集中的特点。这是除了经济的联系外，还与民族成分、乡亲观念等有关。家人串家人，亲戚串亲戚，乡亲串乡亲，这是资讯落后的传统社会常见的移民机制，即使在今天国内的民工潮中，民工流向的区域性仍然受到这一机制的制约。

傣族主要侨居印度、缅甸、泰国、老挝和日本等国家。在湄公河老挝一侧，有许多傣族村民是西双版纳的景洪，勐腊和普洱等地迁移过去的。在印度阿萨姆邦，也有滇西傣族定居的村民，居住在恼柳村、比拉村、耿打波村和加克里村。在缅甸，傣族华侨华人更多，其中有些是当年土司的后代。

白族聚居的大理，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据史料记载，一千多年前，白族先民的上百支马帮沿着古道通往东南亚、南亚各国经商。唐代樊绰《蛮书》卷二中的“河赕贾客谣”写的就是大理喜洲白族商人在境外经商而一时回不来的哀叹之歌，可见白族先民在外当贾客，其历史可谓久矣。

上世纪40年代，是白族商帮的鼎盛时期，以永昌祥、鹤庆祥、复春和、鸿兴源四大家商号为代表的喜洲白族商帮，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商帮。该帮永昌祥商号从1912年起，先后在缅甸、香港设分号，经营范围遍及东南亚、南亚，随着商贸的发展，很多白族商人留居国外，成为当地的华侨华人。

回族先民从元代落籍云南后，就开始经缅甸仰光出海到沙特阿拉伯等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但回族先民较大规模组织马帮到国外，记载于明代而盛于清代。

云南回族大量进入缅甸、秦国侨居，主要是1874年反清失败后，清政府残酷的屠杀无辜回族人民并没收他们的田地财产而开始的。滇西腾冲、施甸、风庆、云县、大理、弥渡、祥云等地回族逃到中缅交界处，即缅境佤邦的一块山谷里，开辟成回族村寨，兴旺时发展到有2500多户上万人的繁荣城镇；还有大量的云南回族北部的几个主要城市，如清迈，建立起许多华人社区，修建了清真寺。

随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通车，滇南、滇西回民到缅、泰、越贸易者众多，许多人留居缅甸、泰国成为坐商。据资料统计，1983年在泰国清迈、清莱、南莽三省的云南回民已达3万人人，清迈的王和街，几乎全是云南回民，被称为“回回街”。

云南苗族迁移到越南、老挝等国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印支战争期间，一批苗族难民又从老挝、泰国、越南迁徒到南美的北部的法属圭亚那，然后，又从圭亚那移居到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椐资料介绍，老挝的苗族，是早期从云南迁徒出去的。

云南的瑶族是清朝中期迁徒到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山区的。印支战争期间，大批的瑶族“难民”从老挝、泰国移居美国，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亚拉巴马州和俄亥俄州。他们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创办自己的学校，使用瑶语文授课，讲述瑶族的历史和风情习俗。

布朗族华侨华人主要在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家。如勐海县侨乡的曼迈村，是布朗族聚居的村寨，人口约700余，而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却有2500多人，其中侨居缅甸700余人，侨居泰国1800余人，称为“新曼迈”。他们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怀，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

云南的壮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华人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壮族主要移居越南；藏族沿着茶马古道移居印度，噶伦堡是其聚居地之一。例如中甸的藏族商人马铸村，就曾长期侨居印度，进行滇、印、藏之间的“三角贸易”。

云南侨乡文化成因、内涵、特征

一、儒商文化

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开辟，使在这两条涉外商道沿线的侨乡成为商帮称雄，商贾云集，百货昌盛，市场繁华的商人贸易重镇。

滇侨商帮最初大都以地域或宗族关系联结而形成，有大理喜洲商帮，鹤庆商帮、腾越商帮、迤西商帮、迤东商帮、滇南回族商帮、丽江商帮等。

滇侨商帮从清朝开始，在激烈的竞争中，跃居为商界之首，主宰着云南的经济社会。其独特之处在于把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美德、智慧与商业经营之道结合起来，惨淡经营，达到了“商儒结合，文与商交融”的境界。

儒学源于中华文化并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云南侨乡崇尚儒学，代代传承，影响久远。历史上曾涌现过名响千古的儒官、儒将、儒商、儒民。

历史的沿革，文化的渊源，儒风的兴盛，铸就了云南侨乡重教兴文的理念。小孩从四岁开始便进行儒学的启蒙教育，四书五经是必读的科目，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文昌宫、孔庙、文笔塔在侨乡相继出现，标志着侨乡儒风之盛行。张扬文气，文人蔚起，一批又一批儒生追求功名，仅明清时期，和顺乡就有400多举人，拔贡、秀才。在大理喜洲历史上也曾有“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的美誉。“百善孝为先”、“说礼敦诗”、“兴仁讲让”、“敢为人先”、“实靖我邦”、“景物和煦”等等照壁题字、闾门匾额，都充分体现侨乡人的儒学遗风。就是身居异国他邦的华侨，也不忘儒家风范，不忘故国文明。侨乡腾冲在华侨的资助下，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绮罗图书馆。诸如益群中学、五台中学、腾越中学、华英中学及一大批小学等文教机构大多是华侨、归侨举办的，在乡村中起到了启智发愚、培养人才的重大作用。

重教兴乡，重文兴乡，成了侨乡的共识。亦商亦儒成为了侨乡人的骄傲。

喜洲商帮是侨乡最大的商帮之一，有四家大商号、八家中商号、十二家小商号及其186家座商和200余行商，形成一个大商业集团，资金雄厚。该商帮的“永昌祥商号”是白族商人严烈在清咸丰年创办的，属百年老号。从1912年起，永昌祥号先后在上海、香港、缅甸等海内外70处设立分号，经营范围遍及长江以南诸省及东南亚各大商埠，员工3000余人，经营棉纱、茶叶、黄丝、绸缎、布达、黄金、白银、山货药材、汽车等。每年销往缅甸的黄丝一项约50万公斤。20世纪40年末，进口英国产的“大道奇”汽车一次就2000余部，贸易额很大。1908年在侨乡下关首创第一家茶厂，不仅开创茶乡办厂的先河，而且其创的“松鹤牌”沱茶，百年畅销不衰，时至今天成为云南一宝，多次荣获国际食品金奖。究其原因，主要是用中华文化贯穿于经营之道，诚信为先，注重商德，注重品质，敢为人先，打造品牌。

深孚众望的当今腾冲旅港云南同乡首富伍集成先生，同样是成功的儒商。他少年时，先在家乡私塾读经史，学诗文，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又在学校学习国文、史地、修身等学科，品学廉优，为尔后成为亦儒亦商的翘楚奠定了良好根基。开始，他随父经商，后支身外出，在大理、昆明的商号当小夥计，经常深入商场，了解商情，洽谈生意，很快成了一名商务能手。接着与同乡先后成立“华美”、“万通”商号，任董事长。由于经营有方，资金积累不断增长，于1944年赴港，开办“伍集成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聚敛起千万家产，成为一名大企业家。乡人赞誉他“德商而谦让，富有而俭朴，急公尚义，爱国爱乡”。

云南侨商所有成大器者，其创业初期都历经人间艰辛。有的翡翠大王最初是割马草卖的；有的花纱大贾最初是肩挑货担沿街叫卖的。他们在国外，大多从小伙计做起，经济上几乎是从零开始，通过惨淡经营，从小到大，最终成为跨国商号、雄商大贾。

从儒商的发迹史，可窥见云南侨乡从商、重商、亦重儒的儒商文化的一斑。儒与商交融、文化与经济结合的儒商文化，促进侨乡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孕育了特有的侨乡人文精神和道德风范。

二、马帮文化

云南是高原山区省份，属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自古省内交通以步道和驿道为主，人背马驮。“山间铃响马帮来”，马帮历来是云南极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云南侨乡的发展变化，离不开马帮。马帮文化是侨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表现形式。研究云南侨乡文化，必须把马帮文化作为重要内容来探讨，才能真实地反映侨乡的成因及华侨的历史演变过程。

回眸历史，云南是一座以人脚和马足架起的、联系云南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伟大桥梁。云南海外移民，或跨境、跨国经营者，全依马帮，长途跋涉，不畏艰险，终年累月把本地茶叶、盐巴、药材、皮货销往缅甸、泰国、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家，又从国外运回棉纱、布匹、纸张和日用百货，销往各地。直至近代，马帮运输仍为极重要运输方式。据有关资料统计，1950年，云南运输量总计132万吨，其中马帮运输占80万吨，占总量的60.5%。可见大部分运输任务是靠民间传统的马帮运输来完成的。

马帮遍及滇中、滇南、滇西、和滇东北。在侨乡的各大商帮、商号，都有自己的马帮。在侨乡的许多村寨，也有自己组织的马帮。如昔马侨乡，地处西南丝绸之路的博南古道，是中国、缅甸、印度商旅往来的重要口岸。大小村寨家家有马，村村有马帮，有的是以村寨为基础组织的，有的以宗族为基础组织的，也有以家庭自己组织的。马帮沿着古道，唱着赶马调，走出大山，到周边国家经商。一部分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谋生之道后，由流动转为定居。在缅北的各城镇，都有“昔马寨”。缅甸克钦帮首府密支那的一个地方叫“给欠足”村寨，全是昔马人居住，建有昔马华侨会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每逢昔马人回街天，马帮经过寨子时，马帮的铃声、马蹄声、赶马人的山歌和乡亲的欢笑声，组成了一曲马帮交响乐，使人陶醉于壮观的情景之中。

马帮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一是较强的团队精神。无论是加入“马锅头”的马帮，或者自愿组织的马帮，他们都能有难同当，有苦同受，有乐同享，有利同分，做到生死相顾；二是吃苦耐劳精神。马帮要翻山越岭，走山间小道，又要日晒雨淋，露宿野外，必须经受住各种艰难的折磨和考验；三是互相依靠精神。赶马人长期跋涉于野外，要互相联系和互相依靠，共同创业，共同生存；四是人人平等精神。要使收支做到人人一样，分配合理，不能多吃多占；五是敢为人先精神。赶马人要敢于走前人不敢走的路，做前人不敢做事，“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冒险创业是马帮人具有的胆略和品质。

“穷走夷方富赶马”。马帮走出了一代又代的华侨，马帮营造了一座又一座的侨乡。

马帮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雄商大贾。马帮开始了厚重的侨乡文化积淀。

三、民居文化

民居文化是云南侨乡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亮点。中国第一名镇的侨乡和顺，民居建筑群依山傍水，利用天然地势精心营造，布局严谨，构思新颖，既相互毗邻，又各自独立，高低和谐，错落有致，以其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精湛的建筑艺术而闻名于世。民居建筑多为传统庭院，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串阁楼”、四合院、多进院，亦有中西合壁的建筑，粉墙黛瓦，墙基高筑，装饰典雅。值得一提的是民居的雕刻艺术。古代工匠常把艺术匠心倾注在一扇格子门窗的雕刻上，和顺民居的雕刻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和顺民居雕刻手法都采取“透漏雕”、“高浮雕”“浅浮雕”与“圆雕”等相互参合的木雕绝技，造型变化多端，工艺精湛、形象逼真、气韵超群，使人仿佛置身在画廊中。在居室两边是西式晒台，英国进口的钢窗和中原传统木门相得益彰。乡间土屋用具器血，有美国的面包炉、德国的洗衣盆等泊来洋货，又高悬着各种题字匾额，体现了中原儒家文化、云南边地文化、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西安交通大学季富致教授在考察和顺后，以“大雅和顺—来自一个古典聚落的报告”为题，在《华中建筑》2000年2、3、4期连续刊载。作者在文中惊呼“惟感受最深者，是这个纯度极高、文化淳厚的聚落”，“除民居外，尚存大量礼制建筑、崇祀建筑、文化建筑……堪称当代之罕见”，和顺“聚落整体，原来如此周密得体”，让作者“叹为观止”。

云南著名侨乡喜洲，是白族聚居之乡镇。清末民初，喜洲商帮崛起，以180家商户、300家行商组成的喜洲商业集团，在我国的众多省份和东南亚的主要城市设有商号。有100多户参与出口贸易，喜洲商业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当时人们称喜洲为云南的“小上海”。

喜洲近代民族商业的迅速发展，喜洲商帮经过长期的商业经营，积累了大量资金，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投放到民居建筑和办学校，办医院，建图书馆等福利事业。一幢幢青瓦石墙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进两院”、“一进四院”等院落，除少数是明代建造的外，其绝大多数都是清至民国时期的建筑。椐调查统计，喜洲有明代到民国年间的房屋建筑达101坊间，保存完整，建筑艺术精湛风格独特。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对喜洲和喜洲民居建筑作过高度的评价。他在《滇行短记》说到“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即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大理石牌坊，字是贴金的。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由于喜洲白族民居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1987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3日，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是我国建筑艺术上的一朵奇葩，是发展大理旅游业的宝贵财富。喜洲独特的白族民居建筑群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建筑学家、史学家、民俗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旅游观光者实地参观考察，并纷纷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向国内外介绍喜洲的风土人情、房屋建筑等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喜洲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中的“三坊一照壁”是大理白族民居合院式建筑的典型代表。每一坊房屋的照壁上都要请名书法家题写与本姓有关历史名人典故的四个大字。如杨姓根据东汉杨震身居高官太尉，能拒绝重金贿赂的故事，题写“清白传家”，启迪后代子孙做人要一清二白，“与其浊富，宁比清贫”。张姓根据唐代张公艺九代同居，倡导“百忍”家   的故事，题写“百忍家声”，传承家庭要忍让，和谐相处。王姓据宋代王祜在自家庭院种了三棵槐树，次子王旦考取进士及作了宰相，便以“三槐”为王姓的代称，故题写“三槐及第”，借此显耀王姓的声誉。李姓根据唐代大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人称李清莲或青莲学士，题写“青莲遗传”，启迪李姓子孙要继承李青莲遗传的崇尚。赵姓根据北宋赵抃任成都转运史时，随身只带一琴一鹤，比喻为宫清廉的故事，题写“琴鹤家声”，显耀赵姓为官清廉，清清白白做人。何姓根据南朝梁公何逊曾任尚书水部郎，掌管有关水道政令，世称何水部的故事，题写“水部家声”，也是显耀何姓历史上曾有一位高官，而且能诗能文，才华出众。杜姓根据杜甫诗人的一生坎坷经历，以及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的典故，题写“工部家声”，显耀杜姓的光彩。董姓根据始祖董成曾任南诏蒙世隆时期的清平官的典故，题写“南诏宰辅”，显扬祖先董成的功绩。

喜洲民居照壁题字内容，反映出该地区的白族文化底蕴的深厚，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同时，也反映了汉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在研究侨乡民居文化中，必然涉及祠堂文化。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祠，除了尊宗敬祖，还有育人、教化和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是千丝万缕的宗族关系的汇结点，是祭祖敬宗壮族的圣地。在腾冲县和顺一乡之内，十大姓有八姓建有宗祠，其中尹姓建有两座。这些宗祠，从选地、设计、布局，都立足于办学的需要，建成后都成为当地教育的基地，培养了大批名人学者。建盖祠堂传承宗谱是儒家文化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的缩影。

四、商旅文化

美丽的七彩云南，神奇的红土地，是祖国大西南的旅游天堂。而侨乡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其秀丽雄奇的自然风光和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完美结合，伴之毗邻东南亚、南亚的异国风情的融入，旅游资源高度富集，旅游品位独领风骚。商旅文化成为侨乡文化的主要元素之一。

在侨乡的商旅文化中，翡翠文化又是其中的独特现象。历史上，云南是首开世界翡翠加工之先河，“玉出云南”的美名天下传扬。云南长期处于中国乃至东南亚、南亚地区珠宝玉石产业的核心地位，是翡翠文化的发祥地和珠宝玉石的集散交易中心。侨乡腾冲在明代便开始加工经营翡翠，并形成专门行业。明末清初，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翡翠经营均为腾冲侨商所垄断，有些人成为“翡翠大王”。翡翠成为腾冲人顶礼膜拜之物，成为难以割舍的情缘。侨乡德宏州的瑞丽，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民族风情，还具有厚重的珠宝文化，被誉为“东方珠宝城”。“玉出瑞丽，玉美德宏”，声名远扬，为世界所公认。目前，德宏州珠宝玉石从业人员达3500人，来自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营珠宝商户超过6000户，交易量达20多亿元。毛料经营一度占全国市场的60%以上。珠宝文化展现出它的无穷魅力。

结束语

中华侨系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底蕰厚重，其中包括“挚爱宗邦”的乡土情结，“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兼容博纳”的开放情怀，“注重实效”的务实风格，以及“锐意创新”、“兴学重教”、“追求梦想”、“勤劳奋发”的文化内涵。从古至今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和侨乡的各族人民，都是中华侨系文化的主体。他们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属于侨系文化研究的对象。有了侨系文化共同的概念，就会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识、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力量。其构想就是要确立侨系文化的主体性，提炼出侨系文化的民族精神，理清侨系文化的多种功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等，把它们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以侨为本，凝聚侨心，发挥侨力，服务大局的重要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