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等同志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意见及要求。(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向社会公开表明致公党的国是主张。7月6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介绍致公党的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贡献，说明其政治纲领和国是主张，及：“本党一向以实行民主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标志。主张地方自治，以省为最高自治单位，中央与地方取均权制；反对一党专政，武力统一，与武力割据，并反对任何党派拥有军队，实行军队国家化；又主张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向海内外发出呼吁，为适应战后的民主潮流和新局势，准备迅速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修改党章与政纲，选举中央干事，进行组织上的改组。《致公党组织概况》发表后很快得到美洲、南洋一些组织的拥护和响应。中央干事会恢复了同五大洲致公党组织的联系，各地组织成立“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中央干事会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等。(4)1946年冬，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便受黄鼎臣的委托承担了为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的指导下，由就读于该系的致公党党员阮耀民(阮哲民)执笔。在新党章的起草过程中，曾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章程的精神，由黄鼎臣、伍觉天审阅定稿。

　　由于致公党是各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在香港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政党，因此各方面都很关注。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始终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1 947年5月5日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第一个对外的文件。党内虽然有较高英文水平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写作此类政治文件的经验，经伍觉天通过连贯同志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先生帮助解决。其他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件，也得到《华商报》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