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孕育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后，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广泛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积极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国情基础和社会历史发展条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政党制度既反映了政党政治形成和发展的一般性、普遍性，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民族性、特殊性，因而是历史的必然。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中国近现代特定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政党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发展整体的一部分，任何国家、地区的政治发展的方向、结果及其特点都取决于该国该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及其所面临的现实的国际国内环境。历史与现实决定着国家、地区现代化的任务、方式和发展水平，因而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发展、政党制度形成和演变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上，帝国主义入侵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但封建经济还长期保持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进程中，分别由两个途径出现了两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的附庸，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垄断资本的巨大压力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并受到严重摧残，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政治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受到损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

　　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相继而起，领导人民奋力抗争。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破天荒地在中国政治中引入了西方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元素。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未能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改变。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夹击和摧残下，在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缺乏必需的生存空间，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也终于难免异变和失败的命运。

　　在艰难曲折的探索和斗争中，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中国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有新的政治力量以新的理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公开宣告自己是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明确宣布自己要致力于中国的民族和民主革命，服务于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并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比较，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新政权的建立，这一政治格局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条件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国家在产业革命和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逐渐地步入近代化、现代化的模式并不能全然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必须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建立自主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地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注定了适宜中国社会发展的政党政治不能同西方政党那样自然地在议会体制内部生成，而是诞生于反帝、反封建的体制外的革命运动之中。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人民在探索民主道路和反对一党独裁的过程中作出的正确选择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人士曾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模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一时间，政党蜂拥而起，达九十多个。各政党围绕议会选举展开激烈竞争。但是，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取消议会，议会多党制彻底破产，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宣告失败。导致这一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代表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独裁统治仍然强大，它所赖以维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依然存在。为此，中国社会需要一场全新的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反帝、反封建，最终彻底摧垮专制独裁统治及其赖以维持的社会根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俄国人打破了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人民从这场革命中看到希望，受到启发。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到来了。从那时起，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开始真正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主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迅速投身于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事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倡导、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及其所缔造的中国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历史性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成就是北伐战争，它沉重地打击了旧军阀，并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军阀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但是，希望维持独裁统治并从中渔利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它们积极地在革命队伍中寻找代理人。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并以白色恐怖对待革命的人民和曾经的政治盟友，北伐战争功败垂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共两党陷于长期、全面的对峙状态。一些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民主派和革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式，他们试图开辟新的道路来救国救民。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国共两党长期的对立和斗争中，中国社会相继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政治利益、按照西方议会民主政党模式组织起来的新型政党。但是，这些政党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一样，都是经济上弱小、政治上软弱和动摇的政党。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后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在这一体制下，不仅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且遭受镇压，各民主党派也都处于非法的和受迫害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政治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三种政党模式并存的局面。蒋介石集团顽固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最终遭到彻底的失败。

　　中国的近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盲目照搬西方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一党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的意志，也必然归于失败。究其原因，在鸦片战争将中国社会拖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之后，中国社会始终无法回避民族独立自由、国家现代化以及民主和科学这些所有落后国家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专制独裁统治，无论是君主、军阀的个人独裁，还是党国体制的一党独裁，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而必将为民主的政党制度所取代。但是，不顾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民族性的特点，简单地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以及制度和文化环境而难以为继。抄来的、搬来的民主制度不仅无法服务于中国民主和现代化的事业，而且自身也缺乏抵抗专制独裁力量渗透和侵蚀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在否定了上述两种政党制度后确立起来的，是中国人民在比较鉴别基础上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作出的正确选择。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成果

　　自1905年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开始，政党开始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组织政党，围绕国家政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几经分化组合，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政治舞台上逐步发展演化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政党：一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其代表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国民党；二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三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间势力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即中国的民主党派。

　　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统一之后，已经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实行党禁政策，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自己的一党独裁统治。这样，不仅其昔日的盟友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即使后来相继成立的各民主党派自成立之日起，在政治上也同样处于非法地位。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一般都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他们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难以承担领导革命的重任。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动摇性和散漫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可能结成强大的、独立的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了一党独裁的政策，民主党派从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和政治迫害，民主党派要生存和发展，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产党合作。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共产党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也必须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中间势力，与民主党派进行合作。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把握到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并且深刻认识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极为艰巨，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及其政党都不可能单独完成，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我国各民主党派成立时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这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各民主党派从成立时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同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

　　从宏阔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我国各民主党派虽在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共产党有所不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权利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并担任要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同时也揭开了多党合作新的历史篇章。

　　总的来看，中国各民主党派尽管在其成立的时代背景、人员组成、意识形态、与中共的关系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它们之所以能够从不同的场合同中国共产党走到一起，就在于它们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面临相同的政治处境，有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共同的政治目标。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早在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当时，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方面的战略构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思想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了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与合作；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在宪法中规定这一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作用不断增强，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最终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伟大的独创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现代民主理念与“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精神的契合对接，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又是对它的继承和弘扬。我国的政党制度模式也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特点：“在执政党和参政党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这个大前提下，强调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倡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这恰恰体现了‘和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之所以在中华大地产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因为这里有它的文化根基，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发展内在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本质。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晶，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果实，它在本质上是人民民主主义的，是合乎中国社会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是整个世界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中国人民以本民族独具的方式寻求自由、民主、独立和富强历史实践的结果，更是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的制度保证和重要的政治实践领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紧密结合，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命脉和源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深深根植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沃壤之中，体现了人类社会所固有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精神。在这个有机的统一体中，中国的执政党和参政党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同一性是主旋律，是主要的；差异性是和弦，是次要的，双方互不替代、互为补充。这就赋予多党合作事业以生机和活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相得益彰的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所展示出的鲜明的合作、参与、协商、包容、和谐的文化精神，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相适应，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契合，是对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创造性发展。（作者李金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文章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