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包括的九个政党中，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八个民主党派成立时间都在其后。每个民主党派自成立之初，就没有进行党际竞争的制度设计，而是相互支持与合作。民盟的发起成立及成立后与中共的密切合作就是一个实证。

　　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成立宣言，同时发表针对时局的“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等十项主张。同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给予呼应和支持，称民盟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数年后， “政治协商”概念已在中国政党关系间正式提出。为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能顺利进行，民盟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更密切的合作。

　　1945年10月，由国共两党代表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确指出，为了迅速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并由国共双方商定出席单位和名额。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计36人。在分配民盟的9个名额时，青年党李璜等人提出，民盟9个名额中青年党一定要占5个名额，理由是青年党乃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以来的第一大党。青年党的这种无理要求，实际上是国民党支持的，想借助此事分化瓦解民盟。但盟内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概不同意，中共也表示反对，形成相持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的代表再次商量，双方同意让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保留5个名额；民盟9个名额不变，由国民党让出一名，共产党让出2名，另外增额2名。这样出席政协的代表名额就变成：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共计38名。最终还是中共多让出名额帮助解决了这一难题。”（《梁漱溟答问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民盟领导层中，求政治民主而免政党竞争的意识相当自觉。1943年，张澜先生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造成的弊端与危害，写出了著名论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当时，国统区的报纸不敢发表，就秘密石印成册，在“九·一八”12周年时散发。随后，这个册子在延安、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十几个城市一时纸贵，民众争相传阅。1944年2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对该文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亦赞赏张澜先生“老成谋国”。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一直与民主党派保持着友党关系，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重庆谈判过程中，毛泽东曾三次到民盟领导人住地特园拜会张澜主席等，介绍和谈情况，交换意见。毛泽东对党内同志嘱咐道：“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1页）

　　旧政协会议期间，“中共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如在政协第一小组即政治组中，中共代表王若飞同民盟代表罗隆基，在每次开会前总要认真研究对策……在政协第五小组即宪法草案组中，中共代表同民盟代表每天晚上总是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宪法修改原则……以后，中共又与民盟共同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留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中共、民盟共同保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这是中共、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行动。”（《民盟与延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除了合作的主观意愿，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现实，也为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导致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后，民主党派继续坚持反独裁、争民主的立场，受到国民党当局者的打压、迫害，包括宣布民盟“非法”，暗杀民盟骨干，这促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靠得更近。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又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争取和团结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力量，必然有更多事情需要进行协商，达成共识，相互支持。1948年初，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布支持革命，同共产党一起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1948年5月1日，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主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先后发表通电、决议，积极响应中共主张。这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此后，各党派领导人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筹备新政协，并以相当的比例进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多个部门的领导层。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保持和发展亲密合作关系，还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迫使的因素，那么，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迄今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新型政党关系能一如既往，长期存在，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凭借的则主要是合作诚意、理性、共识、自信、立党为公的襟怀以及逐步健全的沟通与协商制度、机制。相应的，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标，此前的新型政党关系，主要是由意愿、利益、理性、共识所形成；此后，则是在前有基础之上，由制度来保障。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更是史无前例，这样巨大的历史变革与时代更替，没有影响到中国新型政党关系的存续与发展，而是通过制度建设为其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形成协商民主的常态，持续发挥其能量。由此，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民主政治实践理性的根基之深，韧性之强，并有理由对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美好前景抱以充分的信心。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调和持中”、“和而不同”是基本理念之一。“调和持中”指愿望和站位，“和而不同”指局面和结果。文化多元，利益多样，观念多种，要组成有秩序的社会，需要调和。站在比较中间的位置上，有利于沟通、调和，找出大家都能认同的办法或规则，以利和谐共处，这就是“和而不同”。在世界性的民主潮流中，大家都向往民主，追求民主，而民主体制可能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类型，表现为不同形态。比较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民主模式，应该是以“和而不同”为原则，以沟通协商为途径，以促进发展为目的。

　　在现行的中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是一种新型政党关系。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的主要是选举民主，人民政协的工作体现的主要是协商民主。我们珍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已经积累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吸收了西方民主制度建设经验中可以为我所用的成分，通过选举体现民意。同时，我们又根据中国政党政治的实际及已有经验，实行广泛参与的协商民主。选举和协商并举互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制度。这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进步和政治文明过程中被证实行之有效。

　　事实胜于雄辩，当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成为世界关注热点时，当中国的进步被世界越来越深刻认识的时候，这种进步的政党制度及其合理性、优越性，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经验，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文明的一份宝贵资源。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过程，包括取得的成绩，也包括付出的代价，为人类政治文明进程贡献了一份非常丰厚的思想和制度资源。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我们在描述伟大成就的同时，有必要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是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最好证明，包含着鼓舞我们坚定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道理。（作者张宝文，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团结报》6月14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