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四十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则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大会通过的《党章》对致公党的建设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必须对党员绳之以纪律，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

　　大会还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委员中以广东、香港、广西占多数，其次是马来亚、美国的旧金山、波士顿、加拿大的满地可（即蒙特利尔）。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执行委员。选举产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等9人组成，推选李济深(二十年代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地位在山主与副山主之间)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长、钟杰臣任财务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严锡煊、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三大以后出版了《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其《发刊辞》说："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全面地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政纲》规定：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在政治上主张：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央政府采取内阁制，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在经济上提出：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与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提高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计划发展轻重工业，配合农业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权，扩大农业贷款，严禁高利贷盘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兴水利，奖励集体经营农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此外，《政纲》还在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步骤：第一步，国共两党军队应即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原占地区；第二步，重新召开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步，由政协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的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三党联合政府；第四步，联合政府筹组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同时取消国、民、青三党所制之伪宪法；第五步，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取消国、民、青三党联合政府；第六步，召集各地方民意机关大会，各自选举其政府。《宣言》着重指出："中国所有一切重要问题，在政治未能实现真正民主之前，则毫无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之后，则一切困难皆可迎刃而解"。因此，致公党《宣言》要"为中国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大会通过的《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罪行之后，号召广大侨胞认清国内形势，关心祖国命运，支持致公党"三大"所提出的主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与致公党一道"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从而使祖国能日益富强，侨胞在国外地位也可大大提高。

　　大会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指出："现时中国民众皆认为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若无美国支持反民主之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势力作战，则和平与民主政治的中国，今日必已实现无疑"。文章呼吁杜鲁门"即时决计撤退所有驻在中国之美国军队及其他一切之军事人员，同时停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之所有物质援助，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宣布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召开后，致公党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共同开展推翻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政治上，大会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在组织上，重新登记党员，重新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吸收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大"以后，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正如黄鼎臣所指出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