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加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致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国内外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路，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投入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拒绝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坚持向日本帝国主义索回东北领土。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广大侨胞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四个月来政府退让的耻辱，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对此，陈炯明写诗赞道：“天诞蔡将军，使我神明裔。百战转山河，千钧挽强臂。两粤多健儿，三军尽鹰鸷。……自此一役后，声威播海外，鼓声乘衰竭，何难返侵地”。司徒美堂在获悉十九路军英勇杀敌消息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一、以致公党(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4月，司徒美堂又亲自率领侨胞携带侨胞捐款及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拥护，指出：“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1934年1月10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致电福建人民政府宣称：“贵府成立，毅然废除党治，政权公开”，“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党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正与同人等本旨深契”。不久，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访问十几个城市，司徒美堂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不仅亲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务，而且自始至终为蔡廷锴保镖。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爱国无罪，“今日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真理至明。”致公党(堂)援救七君子的斗争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它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致公党继承发挥华侨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纷驰急电，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