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各革命阶层的联盟变化为大地主大买办的政党和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执行亲帝的外交政策，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重新确定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政权的承认和支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图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祈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努力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并切实参加国内政治斗争。这就必须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炯明主持，来自美洲各地和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因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中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定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党、堂逐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大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因此，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政治上都前进了一步。这次会议决定中国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1875--1952)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

　　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党务工作有了起色。到了1933年，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在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共计有党员30余万。

　　1933年9月，陈炯明在香港病逝，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的联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