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起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和多党合作的长期实践中，他不断探索、深入思考，形成了大量文稿。《孙起孟文稿选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了他1980年至2006年间有关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民建工作的讲话、文章和信件。这些文稿，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我国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发展历程，是多党合作事业的宝贵理论财富。

　　一、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深刻论述

　　孙起孟亲历了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这一民建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转折，参与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见证人，他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深刻的论述。

　　（一）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必然性。孙起孟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家那里抄袭来的吗？不是。当今世界上可以说还只此一家。是谁凭空想出来的吗？不是。它是从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郑重抉择。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搞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专门撰文系统论述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鲜明的优越性，阐述了参政党在我国多党合作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经过旧中国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不劳外国人来教训，自会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亲身的经历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这个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沃土之中，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上，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不可摇撼的可靠性。它既非什么人凭主观好恶臆造出来的，因而也不是任何人想变就变得了的。他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强调学习苏联，但在处理政权和政党制度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抄袭苏联，而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从我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在1949年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和胆略是做不到的。

　　（二）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孙起孟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特点之“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是共产党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与八个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我们今后的政治改革无论如何改，绝不能离开这个总原则。这个由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政治制度的优点之“优”，就在于它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处理应变的巨大民族合力。他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独特优越性集中地表现在对于各政党和各种爱国民主力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优化配置。这种配置以政治合作为根本的目标，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合作的核心，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的手段。这种配置之所以优化，是因为它能够使各政党在多党合作的总格局中找准各自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作用，实现各自的价值。正因为有了这种优化配置的作用，多党合作制度最有利于实现广泛的团结，凝成处理国家大事的合力；最有利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增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最有利于反映民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政治稳定。

　　（三）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三次飞跃。孙起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由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要用历史唯物论的发展观点来考察新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他用“三次飞跃”概括了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第一次飞跃，是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这个时候开始，才在实际意义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之所以说它是第一次飞跃，是由于我们当时学习苏联，唯独苏联的一党制我们没有学，而是实行了多党合作制。第二次飞跃，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当时对民主党派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不仅在共产党内而且在民主党派内也有不同看法。毛泽东高瞻远瞩、力排众议，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来看，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关键性的战略决策。第三次飞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日臻成熟。这次飞跃的特点是有破有立，有建设也有纠正。对多党合作制度加以界定，这是邓小平的功绩。党的十二大又明确提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八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上哪个国家也办不到。

　　（四）关于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孙起孟认为，坚持和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他认为，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发，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政治文件的调查研究和协商制定工作。文件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应当引起重视。第一，它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完整的政治制度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制度的重大前提和根本保证。第二，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以国家宪法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准则前提下的共同意志的生动体现。在酝酿协商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有关代表人士积极参与，充分发表了意见；中国共产党在发挥自己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吸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可以说，文件的产生本身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次成功实践。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国宪法作了部分修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孙起孟指出，民建就是在上述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实施中无论在党务活动上或者组织上都得到发展的，基于亲自的感受和认识，曾经提出过将这一制度载入中国宪法的主张。他认为，一个坚持，一个发展，二者缺一不可。不坚持，发展就会失去前提或基础，正确的方向也就难以保证；不发展，坚持就容易流于僵化，丧失其应有的生命力。因此，必须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促进这一制度的发展。

　　二、关于我国政党关系的理论思考

　　社会政治稳定的核心内容，是处理好各种社会政治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党关系。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孙起孟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关于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起孟从我国民主党派发展的历程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民主党派的一大特色。正是由于同共产党亲密合作，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民主党派能够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从来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并以其长期的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孙起孟强调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既不是出于它的自封，也不是由于什么外力的驱使，而是导源于坚持多党合作的内在要求。他以民建为例，论述了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有一个实际的发展过程和认识的发展过程。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这个简称为“听、跟、走”的口号，如实地反映了民建成员的思想境界和行动表现。1979年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联合举行了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为行动纲领的工作报告，“坚定不移”和“尽心竭力”表示了民建在政治上的坚定性以及在增长中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跟党走”比“听毛主席的话”视野宽广，理解全面。“为四化”，是指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和实际上是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自有很大的不同，这表明，“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1983年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举行的代表大会总结了一条基本经验，叫做“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两会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这反映出民建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实践和认识都进入了新的境界。他指出，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民建章程，“这不是感情用事，不是个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在民建组织的反映”。

　　孙起孟认为，随着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将会愈益得到改善和加强，各民主党派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识和实践也将愈益达到更高的水平。我国的民主党派和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都在继续实践中，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关系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经验和认识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愈益丰富和深化，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上升为理论。

　　（二）关于民主党派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孙起孟认为，民主党派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视为“你说我听”、“你拨我动”，这不是民主党派的共识，也不是共产党的要求。要全面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的关系，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在认识上，不但要明确二者的一致性，而且要认清坚持党的领导是基本原则，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是具体原则，尽管同样都是原则，但二者的地位是不同的。他认为，大力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是党（指共产党）在政治领导上愈益成熟的一个标志。对于民主党派来说，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独立自主地提出主张，处理关系，解决问题，开展工作，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是民建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国民主党派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大特色。要在结合上下功夫，就是要在“吃透两头”上下功夫，一头是中共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一头是两会工作的环境实际以及自己的组织实际和成员实际。

　　（三）关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孙起孟认为，民主党派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是统一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他们同共产党通力合作是一致的，也可以说，监督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合作。这种监督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与非党合作的一种有效形式。当前，提意见、作批评，虽然还是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一起动手，群策群力，共同把事情办好，在互相监督的形式中正在逐渐地居于主要地位。他指出，在监督问题上，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看法，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这两者对立起来，认为既然是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就不能监督；或者说既然要民主党派实行监督，就不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实行民主监督，是改善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渠道，这种民主监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这两者之间应该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1983年人民政协修改章程，明确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孙起孟认为，政协的民主监督同人大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的监督相辅相成，“这种监督是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通力合作、一道前进的一种表现，没有任何对立和对抗的因素”。人民政协实行民主监督的基本方式是批评和建议。毫无疑问，这种批评和建议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同时还应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有人以为，这种监督没有法律约束力，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实表明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有无这种约束力，而在于批评、建议本身的质量，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四）关于我国政党关系中的“同”与“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不同的政党，它们之间有异，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仅仅有异，便合作不起来，异之外必须有同，才谈得到合作。孙起孟认为，有同、有异是多党合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采取合作形式的客观依据。他强调，对于这种有同有异的特点，不能等量齐观，而应该分清主次，确认“大同小异”的真谛。在我国现阶段的政党关系中，“同”居于主导的地位，“异”则居于次要的地位。“全异无同”一说，不能成立，谁都不会认同；“全同无异”也决不是组成统一战线的起点和目标。因此，要正确处理“同”与“异”的关系，善于求大同存小异。“求同”的内容和方法要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比如我国的多党合作，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是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求“大同”的内容；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发展为共同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国多党合作中之“同”，要靠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努力去“求”，去发展；同样，“存异”之“异”，也不是简单地维持“异”的原状，而应该发扬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确有充分条件处理好的“异”，适时地、恰当地加以解决或尽可能加以缩小，达到“大同”即“和谐”的目标。

　　三、关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实践探索

　　民主党派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客观需要。孙起孟高度重视民主党派自身建设问题，在实践探索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一）关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孙起孟认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这是个关系到民主党派能否很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以至它们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这一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也和民主党派自身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是民主党派保持和增强自己生命力的需要，是贯彻执行“十六字方针” 上一篇：关于民主党派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考 下一篇：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阔步前进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