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政党的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提供政治候选人、组织政府等。但在现代西方一些政治学家看来，在政治体系中，政党的首要功能在于利益表达。政党的利益表达成为政治过程与运转中最主要的信息输入，同时，政党还通过竞选来表达民众对政府更替的意愿。因此，利益表达“确立了政党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是西方竞争性政治下政党功能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政党功能的价值排序。

　　在非竞争而以合作与协商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政治下，我国政党制度对政党的功能又作了怎样的规定呢？2007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将政党与政党制度的价值与功能表达为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这说明，中西方的政党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在一党执政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诸项功能之强大与价值之重要自不待言，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一个现代化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而对民主党派的功能发挥具体规范在积极参与政治协商、认真开展民主监督、深入参政议政，以及开展扶贫开发、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那么，在这种政党制度中，作为现代政党，民主党派的主要功能是利益表达、政治协商还是参政议政？本文认为，民主党派作为法定的参政党可能需要民主监督作为主要功能来充分体现其存续与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发挥民主监督功能是建国后民主党派存续的首要历史因素

　　从历史维度看，设计与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或者说保留历史形成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最直接的缘由是，政治层面上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需要。共产党是执政党，要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主要就是为了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这一政治意图和保持多党合作的历史初衷在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那里十分明确。1949年底和1956年初，好几个民主党派鉴于民主主义革命和主会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先后完成，两次酝酿要求自行解散。但是，中共中央两次都执意要把八个民主党派保留下来。毛泽东说明了保留民主党派的目的：一是对共产党的监督；二是保持社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时，他要求改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恩来认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因为，多一个监督，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因此，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形成过程，也是民主党派主要功能转移的过程。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因而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时，民主人士大量进入中央政府并担任要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50%；副总理占50%；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占52.3%；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民主人士49个，占44.9%，其中15个正职；在代行全国人大的人民政协中副委员长占90%。这说明，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是联合政府的成员。1954年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国的政治权力开始从政协转向人大。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位子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皆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种权力转移，预示着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功能的变化。随着国内三大运动的基本结束和三大改造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逐步上升。1954年国务院10个副总理中就没有民主党派人士，部委中的正职下降为13名。虽然民主党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就整体而言，民主党派联合参政的重要地位在下降。同时，1954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上升为执政党与领导党，各民主党派成为参政党。国家权力的转移和宪法的规定，说明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与功能方向也在发生转移，这自然需要调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

　　这些升降关系的变化，自然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政治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和排序。如果民主党派自行解散，或充当反对党，既违背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的建国愿望与民主宗旨，也是对民主党派历史贡献的抹杀，都不能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理性。在“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和“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的情况下，就需要用新的核心纽带来维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全面成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时，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需要党外“提意见，作批评”与“唱对台戏”式的民主监督，来保证其领导和决策的正确推行。因此，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功能自然也就作为最现实、最理想的维系核心出现了。在总结多年来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6年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希望用民主来打破中国历代王朝“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的要求，又是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清醒的政治理性的要求。

　　二、提升民主监督功能是民主党派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要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保证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最迫切的就是需要强有力的政党监督。邓小平曾说，在中国有资格犯大错误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要避免犯大错误，就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现实中执政党的腐败、重大决策失误等严重错误就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有很大关联。

　　因此，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就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政治要求。但是，从目前民主党派作为现代政党的功能来看，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则乏善可陈。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1956年后，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受到来自执政党内错误思想的抵制，对民主党派的价值与功能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因而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民主党派遭到极大挫折。政治上的历史隐痛虽然妨碍了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但更重要的还是现实中民主党派力量相当弱小，无法真正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据统计，截至2007年6月，全国中共党员总数已发展到7336.3万名，拥有100倍于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汇集了各方面的人才与精英。尤其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来，新的社会阶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趋势日益明显。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相比，民主党派就缓慢得多。八个民主党派成员的人数，从1949年的1万，1979年的6.5万，1988年的29.7万，2006年的63万，发展到2007年的71万。一方面，民主党派在发展上日益与中国共产党趋同，而民主党派以人为划定的界别和大中城市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的政治惯例，也限制了它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的传统特色正在消失，而新的以民主监督为核心的特色尚未确立。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人才与精英即使不加入民主党派，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加入工商联、妇联、青联等社会团体进入政协或人大，而加入强大的执政党，对他们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更有象征意义，因此，民主党派各级组织不可能对他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样一来，一方面，执政党人才与精英广泛汇集，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力量相对弱小，功能式微，从而使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等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就是现实中对民主党派的价值认识与整个统战工作中的“上热、中温、下凉”现象以及民主党派普遍感到对执政党难以监督的真实原因。

　　问题在于，民主党派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要走出困境，民主党派就必须充分发挥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功能，并以此为政治社会化的核心活动来吸收人员加入，壮大自身的实力。事实上，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参与的渴求为各民主党派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与时代机遇。社会基层人员渴望通过加入党派来实现利益表达和了解政策的愿望，也更希望通过对执政党的监督来保障他们的权利而免受政府权力的侵害。同时，政权核心与关键部门以及绝大多数职位均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因此，党外中高层人士更希望通过民主监督来体现他们的政治价值与社会地位。作为庞大的领导党与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紧缺的倒不是民主党派的协商与合作，而是渗透于其中的政党监督，即能促使它接受政党的民主监督与竞争压力，以便切实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三、加强民主监督功能是民主党派作为现代政党重要价值的体现

　　从理论维度看，政党之间的竞争是保持政党制度生命力的重要因子。在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通常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进行监督与竞争的互动。竞争性的选举决定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角色都有可能是暂时的，存在着互换的现实性，因此，执政党时时小心翼翼、遵纪守法，为下次竞选奠定资本。这样，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相互存在、相互监督，由此保持着政党政治的活力。同时，西方政治家相信，“无论哪个政党长期执政，必然产生腐败，执政党本身变得目空一切，并会带来社会公共道德的崩溃，犬儒哲学流行”。这种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的判断不无道理——许多长期执政的政党就曾因腐化堕落而下台或崩溃。同时，在政党政治中，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与监督是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以及权力不被滥用的保证，也是西方政治家们尊重反对党的原因。

　　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民主党派是法定的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地位与权力的相对大小不是通过选举投票，而是基于各政党在历史上累积的政治资源大小来确定的，各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已经由国家法律和制度加以确定与保障。这种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使各政党拥有了产生“保险箱”思想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而明显地缺乏进取的压力和动力。虽然非竞争而合作的政党关系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资源的节约，但是，难免使“互相监督”失衡。在缺乏有效竞争与监督的情况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软弱无力，进而导致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衰退；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压力和动力衰减，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萎缩，进而导致对民主党派功能与价值的漠视，有把民主党派降为次政党级的经济组织和文化团体的趋向。因此，需要加强民主监督功能来凸显民主党派的现代政党属性与价值的存在，用民主监督来代行政党竞争的功能。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外监督而言，其实也主要是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其核心是在政党层次上展开的民主监督。民主党派只有把民主监督紧密结合和渗透于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中进行，并把它作为重要任务和主要的目标指向，才能真正提高政治协商与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质量，从而证明作为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和价值。

　　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党派需要转变为西方国家中那样的反对党？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向不反对。”这就说明，如果把民主党派看成是反对党，它们也是负责任的反对党、建设性的反对党、体制内的反对党，因为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现行政权，只是它们希望发挥类似西方反对党的重要功能——监督与协商。而现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章都明确规定，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凭经验而论，意识形态色彩越弱，反对党不负责任的可能性就越小，相互抬价的程度就越小，言语与可行性之间、外在形象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相似性和可转换性就越大。”我国民主党派进入政府、人大、政协，发挥监督、协商等功能，更不会产生消极影响，而只可能是积极影响。而且，现在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种社会主义性质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强，就可能发展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对共产党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可以作为共产党的得力助手，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民主监督既是民主党派存续最重要的历史理由与现实要求，又是民主党派发展壮大的源动力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外在动力。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实际上是民主党派最能充分体现和实现自己政党价值的重要的、有效的方式与途径，同时，也只有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其独特的政治功能与价值。这就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功能进行排序的问题。如果把民主监督作为民主党派的主要政治功能，就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作出新的认识，从而为双方的共同发展找到新的途径与方式。（作者蒋英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生　文章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